19世纪到20世纪初，科学界对于婴儿是否有痛觉存在着一场长期的争议。

当时的医生和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婴儿在出生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没有感受疼痛的能力。

这种观点源自当时对胎儿和婴儿发育的有限了解，以及对神经系统和感知机制的不完全理解。

因此，在进行一些疼痛刺激性的手术时，绝大部分的医生都不会给婴幼儿们加上麻醉步骤。

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是残忍和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时代，它被视为标准医疗做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知识的进步，人们逐渐开始怀疑并质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验结果都显示了婴儿其实是具备感知疼痛的能力的。

20世纪后半叶，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医学界对婴儿的认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本文将带您穿越历史，回顾这段关于婴儿痛觉的误解与认知变革之旅。

1985年春，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名叫劳森的早产儿降生。因为他患有先天性肺动脉导管未闭，医生决定立即对他进行手术。

令人震惊的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医生居然没有给劳森使用麻醉剂，只使用了一种肌肉松弛剂。

注射这种药剂目的是让他在手术过程中保持安静，但是他的意识仍然是清醒的。就像是把一个会哭泣的孩子蒙上了嘴，多么可怕！

这个手术过程如下：

“医生首先在劳森的颈部切开了一个小口，然后插入一根管子到胸腔，接着在胸骨到脊柱之间切开，将劳森的组织、肋骨和一个肺各自移开，进行手术操作。完成胸腔缝合后，医生又在侧面开一个小口，将管子插入劳森的肺部。”

这是一篇1991年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中对手术过程的描述。
显然，尽管无法活动，但当时还是一个新生儿的劳森应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脖子被开口、管子插入体内、胸腔被切开再缝合的整个过程。

手术结束后，劳森就出现了休克，心脏、肾脏、肝脏等多个身体器官开始衰竭，最终在5周后去世。

直到几个月后，劳森痛苦欲绝的母亲才得知自己的儿子在手术中没有接受麻醉剂。

当她去质问手术医生为什么不给婴儿使用麻药时，医生居然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婴儿能感受到疼痛。”
在一百多年前，医生们普遍相信婴儿没有痛觉，甚至将其视作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亚人类有机体”，并认为他们的神经系统还未完全发育，无法感受到疼痛。

这种偏见导致许多医生在给婴儿做手术时要么不使用麻醉剂，要么只使用极少量的麻醉剂，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婴儿保持安静，而非减轻他们的痛苦。
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对于疼痛的认知还是相当的有限。当时的科学界刚刚形成，对于人类内在感知的理解还处于萌芽起步阶段。

一些人甚至相信疼痛对健康是有益的，认为感受到疼痛表示身体正常运作。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的医学常识。

直到1842年，医生克劳福德·朗（CrawfordLong）首次使用麻醉剂进行手术，才标志着人类麻醉史的开始。然而，麻醉剂并没有立即被广泛接受。

因为在那个时候，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疼痛是有益的，认为感受到疼痛是健康的表现。

此外，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也加深了对婴儿痛觉的否定。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一些人始终将婴儿视为未完全进化的“亚人类有机体”，与动物地位相差无几，从而忽略了他们的感知能力。

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研究者阿弗雷德试图探究婴儿是否有痛觉，他用针头扎婴儿的鼻子、嘴唇和手，并观察到婴儿眼眶湿润的现象。

然而，尽管观察到了这个明显的反应，根茨默尔却将其解释为“不相关的现象”，并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婴儿对疼痛的感觉很明显未发育完全”。
随后，在20世纪初，“行为主义”的诞生更加加剧了对婴儿的误解。

行为主义是理解人类和其他动物行为的系统方法。强调对可观察行为的研究，没有注重个体内在的意识以及感知过程。

行为是由环境刺激或历史因素引起的反应，其中包括强化和惩罚的影响，以及个体当前的动机状态和控制刺激。

行为主义结合了哲学、方法论和心理学理论的元素。

例如，如果一个婴儿在触摸热水时被烫伤，那么他可能会对触摸热水产生一种恐惧反应，并且以后会避免接触热水。

这种反应是通过环境刺激引起的，并受到强化和惩罚的影响。

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婴儿面对疼痛刺激时所表现出的反应仅仅是简单的反射，与婴儿是否真正感受到疼痛无关。

他们解释婴儿的哭泣、闪躲动作和痛苦表情为无意识自动反应。

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婴儿在饥饿时会哭泣并做出吸吮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是通过历史因素引起的，即在婴儿时期养成的吸吮习惯。

如果婴儿在吸吮时得到了奶水，那么他可能会对吸吮产生一种正面的反应，并且以后在饥饿时会倾向于采取吸吮的行为。

这种反应也受到个体当前动机状态的影响，即饥饿状态。

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这种行为可能被解释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反射，而不是婴儿真正感受到饥饿的表现。

总之，行为主义认为行为是通过环境刺激或历史因素引起的反应，并受到强化和惩罚的影响，以及个体当前动机状态和控制刺激的影响。

这种理论认为只有可观察到的行为才值得研究，而内部心理过程和意识是难以直接观察的。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对婴儿的不人道实验，如针刺、电击、热水烫等。然而，这些研究者将婴儿的反应解释为简单的生理反射，完全忽视了婴儿可能真正感受到的疼痛。

有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过去的科学权威将婴儿的声音称为“随机声音”，将笑容称为“肌肉痉挛”或“气体”，剥夺了婴儿的记忆，并将其夸张的称为“幻想”。

他同时强调，研究者们将婴儿的疼痛解释为简单的反射，进一步剥夺了对婴儿感受疼痛的认知。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关于婴儿是否有痛觉的问题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医生们普遍接受“婴儿对痛觉的敏感程度较低”的结论，并在手术过程中通常只给予婴儿肌肉松弛剂或微量的麻醉药物。

然而，外表的沉默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将永远误解婴儿。随着深入观察和研究，婴儿对于痛觉的明显反应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婴儿没有痛觉”的结论是否正确。

一些反对的声音开始出现，为最终发现婴儿痛觉做好了准备。

就在麦格劳的研究结果发表后不久，德国神经科学家阿弗雷德对麦格劳的实验结果和结论提出了质疑。

此外，派裴思认为，在麦格劳实验中缺乏疼痛反应的婴儿可能与疾病有关，而非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在他的实验中，无论是健康婴儿还是早产儿，都能观察到可测量的疼痛迹象。

派裴思为此撰写了一部有关于研究婴幼儿大脑的专业著作，书中主要分析了婴儿的脑功能。

成人有权利在外科手术中免受疼痛的侵害。由于婴儿对疼痛敏感，他们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婴儿在面对侵犯其疼痛权利时无法自我保护。外科医生声称婴儿对疼痛不敏感，并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日常经验和科学知识。

遗憾的是，派裴思的研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与麦格劳的研究相比差距很大（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派裴思的论文发表在德语期刊上）。

此后，只有零星的学者提出过婴儿可能拥有痛觉的观点，但似乎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这些学者们的努力肯定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婴儿“呼痛”的权利仍在等待一个突破点的到来。